朋克的一代，TheBeat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经常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。有人根据英文“Beats”和“Beatniks”（“朋克青年”的又称与谑称）翻译成“乱世青年”或“疲塌为首”，也有人所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，称作“节奏运动”或“敲击诗为首”。“朋克青年”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反感，又迫使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，之后以“脱俗”方式来回应抗议。

他们奇装异服，侮辱传统观念，厌弃学业和工作，长年浪迹于底层社会，构成了独有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。50年代初，他们的叛变情绪展现出为一股“地下文学”潮流，向激进文化的统治者发动冲击。多数朋克为首文人来自东部。知名的有杰克·凯鲁亚克、艾伦·金斯堡、威廉·巴罗斯、格雷戈里·柯尔索、约翰·克莱伦·霍尔姆斯、塞缪尔·克雷姆和加里·斯奈德等。

1950年，凯鲁亚克与巴罗斯所写刑警故事并未成，却各自已完成了一部朋克为首小说《小镇与城市》(1951)和《吸毒者》(1953)。霍尔姆斯借此受到灵感，在小说《回头吧》(1952)中更加具体地体现纽约“朋克青年”的生活感觉，又在《纽约时报》上提倡朋克为首文学，但这种尝试受到东部学院派势力的压迫，他们就往西部谋求同道和发展基地。

当时洛杉矶近郊的西威尼斯有个以劳伦斯·李普顿派的朋克为首的组织，他于1955年公开发表小说《神圣的残暴人》。在旧金山，以劳伦斯·弗林盖悌的“城市之光”书店为中心，单体了一群立志专门从事“文艺复兴”的反学院派诗人，他们的首领即是后来沦为“朋克的一代”理论家的肯尼斯·雷克思罗斯。

1955年夏天，“朋克文人”和鼓吹学院派诗人（还包括旧金山诗人和黑山为首诗人）在旧金山牵头举行诗歌朗诵不会，自此之后朋克为首文学作品开始风行。金斯堡在会上朗诵了他那首被誉为“50年代《荒原》”的长诗《呐喊》。这首诗以怨气冲天的哀号传达“我这一代精英”的伤痛与自暴自弃，指责“什洛克”神统治者下的军事化、商业化的社会。

1956年，他的诗集出版发行，震撼全国。1957年，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《在路上》出版发行，它刻画朋克分子在各地流浪的生活，使大批精神悲哀的青年为之神往，命为“生活教科书”。

这两部作品出版发行后，《常青评论》、《黑山评论》等杂志倒数出版发行专号，加以引荐。诺曼·梅勒的被称作美国存在主义宣言的《白种黑人》(1957)，以及1960年他在波士顿审问中为巴罗斯小说所做到的申辩，则从理论上论证了“朋克文学”的意义。

商业化宣传使得美国青年争相拒绝接受“朋克”生活方式，从爵士乐、摇摆舞、吸食大麻、性享乐以后太虚念佛和“背包革命”（指漫游旅行），一时间沦为风气。“朋克为首”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存活问题。霍尔姆斯和梅纳借出欧洲存在主义观念，鼓吹通过符合感官性欲来做到自我。

斯奈德和雷克思罗斯则吸取佛教禅宗的学说，以虚无主义对付存活危机。在政治上，他们标榜自己是“没目标的反叛者，没口号的煽动者，没纲领的革命者”。在艺术上，据雷克思罗斯在《再婚:朋克的一代的艺术》(1957)中声称，他们“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”。

凯鲁亚克发明者的“自发性式散文”文学创作法和查尔斯·奥尔逊的“放射线诗”论，在“朋克文人”中被普遍宿老。由上述艺术观点支配的“朋克文学”运动，虽然昙花一现，而且掺入大量不身体健康的因素，仍在美国文学史上留给了一定影响。

大量“朋克诗”因具备大众化和鼓吹象征主义偏向，长年在青年中流传。在小说方面，凯鲁亚克的一组用自发性展现出法写的“路上小说”，除了《在路上》之外，还有《地下人》(1958)、《达摩流浪汉》(1958)、《兹莉斯苔萨》(1959)、《寂寞天使》(1959)等。它们的一个特点是承继了马克·吐温的《哈克贝里·费恩历险记》所首创的美国文学中写出流浪生活的传统，构成了一种为当代其他小说家所效仿的模式，主人公为脱逃污秽的环境而四出漫游，找寻权利和挚爱。

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主人公从不隐讳地大谈自己的境遇和感觉，不作自我剖析，这种“个人新闻体”手法在60年代获得较小的发展。巴罗斯对屠杀、邪恶、酗酒和犯罪等的刻画在“朋克”作家中首屈一指。他同时又在语言和小说的形式上展开大胆实验，用“剪裁法”重新组合和转变小说的结构。他的代表作《露出的午餐》(1959)，由于体现了“确实地狱般的”地下生活，引发了一场诉讼和论争。

以后的作品如《诺瓦快车》（1964）、《坚硬机器》(1966)和《发生爆炸的火车票》(1967)，也使用了现实与梦魇互为混合的手法，全面、高傲地展现出作者反感社会的高傲的幽默感，后来有人因此把巴罗斯列为“黑色幽默”小说家行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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